仪明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长期以来，关于早期社会组织复杂化、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多围绕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的材料展开，而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仿佛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时间沟壑，相关研究成果尚难以勾画出一幅连贯的画面。尽管学界都认识到文明的孕育过程是漫长的，还有学者尝试与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结合，但囿于材料的客观限制，旧石器时代的相关研究只能做相关遗存的简介和粗线条的勾勒，缺乏对现象背后动因、过程的系统阐述，与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丰富、阐述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幸运的是，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些文化内涵丰富、保存情况理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使探讨中国北方地区的社会组织复杂化早期进程成为可能。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中最有特色的是细石叶技术产品。
细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东亚、北亚、北美部分地区广泛存在的石器生产技术，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虽逐渐衰落，但在部分区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该技术的核心要旨在于生产前对石料的有效规划，通过规范修型，采用软锤甚至压制剥片技术。典型的技术特点是石核预制、定向序列剥片，从而生产出高度标准化的细石叶。目前关于细石叶技术的研究涉及多个层面，如技术类型、技术源流、生产流程、生态适应等，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答，如细石叶技术在早期文明孕育过程中的角色、细石叶技术的独特性、细石叶技术与其他遗存的关系、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广泛盛行后突然衰落的原因等。本文将梳理现有的考古材料，结合环境因素，讨论石器技术与人群组织结构的变化，尝试阐述中国北方细石叶技术与社会组织复杂化早期进程的关系。
一、细石叶技术及其遗存
关于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主要有“华北地区起源说”和“西伯利亚起源说”两种观点。贾兰坡曾提出“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这样的认识与周口店、峙峪遗址出土的长形石片不无关系，其形态与细石叶相似，使有的研究者产生了长形石片即为细石叶的认识。距今2.6～2.5万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确实出现了一批成熟的细石器遗存，与同时期东北亚的其他考古材料相比，中国北方地区的这批遗存技术娴熟，剥片连续性好，从而使细石叶技术的华北地区起源说似乎更可靠。
随着对石器打制技术分析的加强，学界逐渐意识到细石叶并非简单的石片小型化，硬锤直接剥片偶然产生的长薄型石片与细石叶的生产技术、原料开发理念有很大差别，故而不能简单地将长薄型石片认定为细石叶。基于此，有学者指出以往被认为出土细石器的小南海遗址实际上并不包含细石叶技术。从技术传承上来说，在中国延续了百万年的锤击法直接剥片技术与细石叶技术相去甚远。细石叶技术有非常强的剥片计划性和独特的原料开发理念，涉及复杂的预制、生产过程，软锤技术、间接剥片技术等理念和技法，在中国传统的小石器工业中并没有出现。偶然出现的长形石片与细石叶产品的生产技术、原料开发理念有根本区别，二者很难建立直接联系。在已知的石制品打制技术中，石叶技术与细石叶技术最为接近，二者在原料开发理念、原料需求、石核预制技术、定向剥片、标准化生产、软锤技术的采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故追踪细石叶技术的源头就避不开石叶技术。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中国北方局部区域短暂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石叶技术遗存，其年代大体处于距今4～3万年前后，其中最著名的是水洞沟第1地点的相关发现。当时，延续了百万年的石片技术体系在北方地区依然广泛而持续分布，水洞沟遗址的石叶技术短暂出现后又被石片技术取代。华北地区石叶技术存在时未见细石叶技术萌芽，但在大量出土石叶遗存的今俄罗斯及蒙古的阿尔泰、泛贝加尔地区，却发现了距今4～3万年与典型细石叶技术具有相似剥片理念的产品。尽管它们与压制剥片的细石器相比仍显得原始，但与华北地区同时期遗存相比，明显更接近于细石叶技术产品，可称之为初始细石叶技术。
近百年来，中国北方地区出土大量细石叶技术遗存，随着现代发掘、记录、年代测定手段的运用，学界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叶技术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其兴衰过程被划分为萌芽期、扩散器、爆发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早期的细石叶技术遗存屈指可数，下川遗址、龙王辿遗址、柿子滩S29地点、西施遗址、油房遗址均出土了具有石核预制、压制技术、连续生产细石叶的技术特点的细石核，这些产品剥片成熟、连贯。在此以前，这些区域盛行的是华北地区传统的直接法硬锤剥片技术，细石叶技术的出现是突发的，尚难在该地区找到其源头。考虑到更新世晚期气候波动带来的人群迁徙，我们将华北地区的早期细石器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初始细石叶技术产品联系起来，推测细石叶技术的出现与西伯利亚地区有关。此区域掌握石叶技术的人群在适应生存的过程中逐渐将石叶技术的产品小型化，产生了原始的细石叶技术。随着末次冰期气候的恶化，在人群向南迁徙与交流的过程中，产品小型化、标准化的技术显示出更强的适应性，并愈发成熟，最终在纬度位置相对低、气候相对温暖的区域演变出典型的细石叶技术。根据现有的材料，在末次盛冰期之后，在东北亚地区人群的迁徙流动中，细石叶技术又有了向复杂技术类型的转变，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故不展开。
梳理华北地区最早期的细石叶技术遗存，可以发现不同遗址中与细石器共存的遗存类型不尽一致。龙王辿遗址、柿子滩S29地点、油房遗址有薄的灰烬层，形状多不规则；龙王辿遗址、下川遗址、柿子滩S29地点发现了磨盘等重型研磨工具。再晚一些的柿子滩S14地点、二道梁遗址中不同遗存共存的情况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除了石制品、动物骨骼及局部区域存在薄层烧土，遗址堆积较纯净，能够反映人类行为的信息有限，显示了当时人类活动强度较弱，在遗址中留下的证据有限，这些遗址可能多为临时性活动场所，古人类在此进行短暂消费、石器生产后就继续迁移了。
末次盛冰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遗址数量减少，但是在大约距今年前后，突然出现了细石叶技术的爆发，包括柿子滩遗址一系列地点、鸽子山遗址、虎头梁遗址群、水洞沟第12地点、李家沟遗址、灵井遗址、桃山遗址、薛关遗址、南庄头遗址、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白城双塔遗址，以及青海高原边缘的黑马河1号地点、江西沟1号地点、娄拉水库地点及晏台东遗址的相关发现（表一）。根据遗址的分布，华北、东北、西北及青藏高原均有细石器出土。不仅遗址的数量多，遗址的情况也不尽一致，区域文化的多样性较为显著。有的遗址遗存丰富，堆积较厚，例如水洞沟第12地点在残存的断崖上可见到延续50米的文化堆积，最厚处超过1米。较厚的灰烬层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包括细石叶技术产品、磨盘、磨棒、磨光石斧等，还有骨针等骨制品、装饰品，大量动物骨骼，研磨类工具及中小型动物资源的利用均显示了食物的广谱化。桃山遗址有细石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尽管陶器数量不多。李家沟遗址的细石器分布层位及于家沟遗址中，细石叶与陶片、磨光石器、研磨器等共出。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白城双塔遗址第一期更是出现了灰坑、墓葬。这些遗址的堆积更加复杂，文化内涵多元，说明遗址的人类活动强度增加，已经不是临时性活动场所，而是相对长期的驻地，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可能有了定居生活。也有一些与前述细石叶技术发展更早阶段遗址类似的堆积，地层单薄，遗物数量少，例如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在水洞沟遗址周边的调查中也从地表发现了相似遗存。细石叶技术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者的高度流动性相适应，这个观点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主要原因在于细石叶技术对优质原料的有效利用、产品轻便易携带、细石叶复合工具的维护较容易等特点。与普通石质工具和骨质工具相比，复合工具有技术优势、生态优势，细石叶复合工具则在打制石器复合工具中优势最为明显（表二）。末次盛冰期气候寒冷，细石叶技术优势凸显，得以在高纬度地区盛行。但在旧石器时代最末段，有些遗址出现了墓葬，同时发现了陶器、磨制石器等不便于携带移动的器物与大量细石器共存，说明遗址的使用时间较长，与细石器反映的高度流动性矛盾。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面貌反映的突发文化变化，可能说明突然出现了定居群体，其内在机制可以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流动性策略的转变及其带来的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进行解读。
二、狩猎采集者的群体流动与个体流动
流动居住是狩猎采集者在特定环境适应资源分布状况的策略。尽管有群体规模的差异，狩猎采集群体由于以个体构成，流动策略也表现在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以往的研究将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讨论其流动性，没有区分出个体的作用。实际上个体与群体的生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制约和牵制，讨论古人类流动性、生计方式的转变时，需要综合考虑群体流动和个体流动两个方面。
根据聚落的不同，默多克（GeorgeMurdock）按照流动性将个民族学材料中的狩猎采集者划分为四种群体：完全的流动群体、半流动性群体（成员每年有大半的时间处于游动状态，但是在某些特定时间或季节会占据固定居址）、半定居群体（成员随季节变化而使用不同居址，或当部分成员季节性地开发新的营地时，其他成员相对持续地使用某一固定居址）、相对的定居群体。宾福德（LewisBinford）运用不同群体所处地域的有效温度为参数，对以上民族学数据再研究，发现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与环境、资源状况关系密切，热带和寒带地区的有效温度虽然差别巨大，但其狩猎采集者流动性都较高，而温带等地区的人群流动性相对稳定。热带和寒带地区虽然温度和食物资源总量差异显著，但是其食物资源状况维持稳定，地域分布较为均一，季节差别较小，年度起伏非常小；温带等地区虽然在植物生长季节可食用资源丰富，然而随时间，特别是季节变化较大。因而，人群流动性受资源时间、空间稳定性的影响极大。基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宾福德进一步将其生存策略概述为采食者（forager）和集食者（collector）模型。采食者群体规模小，通过不断迁徙的方式发现新的资源，居无定所，资源斑块（resourcepatch）的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比较均一，觅食风险小，采用迁居式流动（residentialmobility）策略，其工具为简陋、形态多变的权宜型。集食者多生活在气候变化显著的区域，他们有一定的固定营地，派出任务小组采集及捕猎食物，资源斑块的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起伏，觅食中有不可预测的风险，采用的是后勤式流动（logisticalmobility）策略，其工具更规范、精致、便携。
关于此模型的运用很多，但以往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的是，采食者和集食者模型实际上包括了群体和个体两个层次的流动策略。所谓迁居式流动，即没有固定营地、通过群体的不断迁徙以获得足够生活资源的流动策略，是人类向生存资料靠拢的生活方式。采用该策略的人群多能够在营地范围内获得所有生活必需品，群体流动性高。与群体的高度流动相比，个体的、任务小组的流动较不显著。后勤式流动是有相对固定营地群体的流动策略，在其生活区域内，人类无法获得所有生存资料，故而将营地建立在需求量最大的资源附近，群体流动性降低的同时通过派出特殊的工作小组（或个体）获得其他资源，对一个区域实行持续性的开发，以提高个体流动性的方式降低生活成本。
环境是影响史前人类行为的关键，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源条件，如食物资源的多样性、稳定性、产出量等。海登（BrainHayden）引入生态学上的K-/r-选择资源概念解释食物对人类文化的影响。食物资源的稳定性在两种环境状况中有不同表现。一种为低稳定性环境，气候变化显著，物种多个体较小，生长和繁殖期短，繁殖能力强，这类资源被称为r-选择资源（例如鱼类、贝类、老鼠，以及橡子等坚果类）。另一种为高稳定性环境，气候条件稳定，食物资源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动物多体型大，寿命长，繁殖速度慢，这类资源被称为K-选择资源（例如鹿）。K-/r-选择资源对环境有不同的适应能力，环境恶化对不同资源的影响不同，对人类而言，不同资源斑块能量产出率下降的影响也不同。伴随一个大的地域内整体环境能量产出率的下降，高档资源斑块的优势不再明显，在生存技术允许的情况下，狩猎采集者将更多产出r-选择资源的斑块纳入开发范围，一些能量产出率下降幅度小于整体环境下降均值的中、低档资源斑块吸引了觅食者。一定程度上，可利用的资源斑块数量增多，使得资源斑块的间距相对变小，但每个斑块的资源产出量有限导致人类能够觅食的时间变短，此时采用后勤式流动策略的人群就具有了生存优势。
三、细石叶与社会复杂化早期进程
多项环境指标均显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气候不断波动，尤其在末次盛冰期及以后的阶段，冷暖、干湿变化剧烈，其中包括著名的博令-阿勒罗得（B?lling-All?rod）和新仙女木（YoungerDryas）事件（图一）。对于大部分地区，气温的大幅度下降造成生存环境变差，资源密度下降，资源匮乏期变长，环境的恶化是对掌握传统打制石器技术人群的挑战。根据考古材料，距今2.5万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该类人群的遗存大幅度减少，但此时掌握细石叶技术的人群出现。以往的研究显示，精致化的细石叶技术产品为古人类提供了狩猎技术保障，也有助于处理皮革和缝制保暖衣物，这都是寒冷气候条件下古人类保持高流动性需要的。从遗存的状况看，当时狩猎采集者群体规模不大，采用高流动性的生存策略在资源斑块间不断迁徙。出土的研磨器说明环境恶化时，古人类也利用r-选择资源，广谱革命初现端倪，但只是尝试性的，对资源斑块的利用仍在浅层次。与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发展早期的遗存相比，距今2.5万年前后的遗址除了新技术的出现及其可能反映的高流动性，遗址的形式和构成没有反映出社会组织结构明显变化。
上述状况持续到距今1.5万年前后。末次盛冰期之后气候短暂变暖，使用传统石片石器技术的人群在华北地区仍可以维持生计，故而使用石片技术的人群对水洞沟地区再次开发。此时中国北方地区是使用细石叶技术与使用石片技术的人群共存，后者可能为主体。但是气候的波动是持续的，尤其随着新仙女木事件开始，气温迅速下降，环境恶化期再次到来。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距今1.5万年前后，遗址数量激增，人类开发区域扩张，目前有可靠测年数据的遗址均为细石器遗存，个别遗址如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仅发现了石片技术遗存，但测年数据仅有一个，年代判断并不十分可靠。这显示细石叶技术在此时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主导技术。
距今1.5万年以来遗址数量增多，人类生存区域扩大与该时期人口的增长直接相关，也与环境的改变及细石叶技术相关。一方面由于环境恶化，环境的整体产出率下降，狩猎采集群体需要将更多资源斑块纳入觅食范围。另一方面，无论是旧有的资源斑块还是新纳入的资源斑块，其产出率低，资源快速耗竭，导致掌握细石叶技术的人群采用了高流动性的策略。
在距今1.5～1.1万年的部分遗址中，除了细石器、研磨器，也出现了一些火塘等遗迹。整体上看人群可能仍采取高度流动性生存策略，狩猎采集者对于低档次资源斑块的短期开发行为占据主体，但也出现了对资源斑块的持续开发，个别遗址如马鞍山遗址可能有持续较久的人类活动。
到距今1.1万年前后，考古学材料显示人类的行为出现明显改变。前述水洞沟第12地点的较厚文化层显示古人类对此遗址长期使用，人群规模也大幅度增加。于家沟遗址、李家沟遗址出现了易碎的原始陶器，不便搬运的研磨器、与伐木有关的磨制石器也大量出现，这些均为不利于群体流动的因素，与同时期反映人群高度流动性的细石叶技术似乎矛盾。在以南庄头遗址、白城双塔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中，大量陶器及重型研磨工具出现，却不见细石叶技术（见表一），它们反映了人群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流动性较低。以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的相关发现为代表的遗址使用时间短、人类活动单一，在周边很大的区域内未发现与水洞沟第12地点、李家沟遗址相似而堆积厚度较大的同时期遗址，显示该区域的古人类活动保持了高度的流动性。从生态产出来看，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的生态载能（carryingcapacity）较小，仅能够为小规模人群提供足够资源，故有理由推测此地古人类群体规模小，采用群体流动的方式，任何流动都似为完成特定任务。
根据前述狩猎采集群体的生存策略，结合本时段的相关发现，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断。末次盛冰期以来，掌握细石叶技术人群的个体流动和群体流动均达到了极致，足够支持其开发大部分地域；同时，这些人群将低档资源纳入觅食范围，食物选择广谱化，以满足逐渐增长的资源需求。当在水洞沟第12地点、于家沟遗址、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区域生存的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仅靠简单拓宽食谱和保持群体高度流动性已经不足以维持其生存，需要在社会组织结构层面进行改变，以低频率的群体流动对一些优势资源斑块高效开发，辅以机动性高的个体流动弥补低频率群体流动的不足。这种后勤式流动策略就是社会组织复杂化早期的表现形式。这些狩猎采集群体建立大本营，降低群体流动性，同时为了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源，实行一定的社会分工，组织任务小组有针对性地外出获取资源，以小规模的流动获得某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源不确定性的影响。此类人群中，细石叶技术仍发挥着与高流动性适应的特性，是任务小组完成外出任务的重要技术保障，资源及资源斑块的强化利用逐渐突出。与此同时，东胡林等遗址的古人类尽管也依靠任务小组的个体流动，细石叶技术也继续存在，但综合来看其文化内涵反映了一种定居程度更高的组织形式，可能与其所在区域较好的生态条件有关。
我们应注意到，社会组织复杂化的早期发展在不同地区并不同步。古人类在不同区域采用多样化的适应方式，故而同时期出现了与水洞沟第12地点、于家沟、李家沟等遗址内涵不同的遗址类型，如黑马河1号地点等青海湖周边的考古遗存。那里的古人类掌握了细石叶技术，而采用了纯粹的群体高度流动性策略，同一区域的遗址反映了人群短期的，而不是复杂的开发策略。此外，个别区域还有昂昂溪大兴屯遗址这类沿袭传统石片技术即可维持古人类生存的遗存。
综上所述，细石叶技术是狩猎采集群体保持高度流动性的技术保障，支撑了旧石器时代最末期古人类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开发，也恰恰是细石叶技术带来的人群高流动性导致攫取式获食方式不足以维持古人类生存，迫使人类降低群体流动性，转变生产方式，促使社会组织方式发生改变。随着定居程度的提升，细石叶技术的优势不再，故而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迅速衰落。需要指出的是，与使用细石叶技术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方式转变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早期阶段，只是萌芽期，并不具有稳定性，在真正进入新石器时代前不断反复，但个别区域出现的相对高效的社会组织形式却最终使一些人群实现彻底定居化，甚至提供了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基础。
编辑说明：《考古》年第9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辑：高朋吴鹏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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