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梓新
随着新学校增多，学费也水涨船高。
上海的民办私立学校，基本上开始把每年10万学费作为标配，并开始往20万的关口进发。北京的私立学校，则普遍在20万+的水平了。
这个收费，是不是合理？各方有各方的说法。
觉得收费过高的评论认为，一些不错的国际性大学，包括香港的各所大学，以及上海纽约大学等等，收费也不过就是一年10几万，凭什么，基础教育的学费，要比大学一年还贵？
这话乍听之下，颇有道理，但是事实比直觉想象更复杂一些。
大学的学生录取人数比中小学更多，比如上海纽约大学年在国内的录取人数是人，还不包括国际学生。而香港大学每年录取的新生超过名。而且，大学通常还能获得政府拨款补助。而上海新兴的民办私立学校，目前大多数处于自募资金的状态。
可以粗略算一笔账，一个新开的学校，如果不是初中小学兼具（小学和初中很难一下子同时开出来），一般最多开4-6个班。新生人数大概在人左右。以学生学费每年15万计，收入也仅仅在万左右。这里面刨除掉运营成本，要把开学校之前的基础建设投入、设备投入回本，不知道要多少年。
所以，对于新学校来说，在当前基建、装修、人工等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学生每年学费要低于10万，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做教育不能抱着赚钱的心，那肯定做不好。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资本进入全日制教育行业呢？我觉得有两种驱动因素，一种是地产等产业资本，一种是风险资本。
地产资本认为教育是连接其目标客户最强劲的纽带。选择房子和小区，谁不想家旁边就有一个优质好学校，而且作为业主还可能有优惠政策呢？再加上孩子及其家人在学校周边生活，从房子销售到周边消费配套，赚的才是大头，教育不亏太多就可以了。
风险资本则认为教育是非常热门的投资赛道。从各教育类培训行业的受热捧就可以看出了。那么为什么还是要投资全日制教育呢？其一是因为全日制教育的工程浩大，资质也不容易取得，准入门槛更高，竞争者自然也更少。其二是因为孩子们在全日制学校呆的时间最长，产生的连接和内容也最多，也就最能掌握孩子们的核心动态和特点，这为开发一些周边的学习创业项目提供了不少便利和信息——几乎所有有“情怀”做学校的人，都会说自己不是在做学校，而是想做一场“学习的革命”。这样，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埋单。
当然，在“学习的革命”真正来到之前，在学校里开发或者引进一些课后教育培训班，也是能够赚回一些银子的。
新办学校，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场创业。在这里面种种细节，都可能出bug。小到桌椅的材质和高度、黑板是不是要多功能的，大到空气质量指标、学生的伙食等等，素质越来越高的家长，懂行的也越来越多。任何一点含糊都可能引发很大的矛盾。可以说，不是所有的学校创业者都有足够的经验来涉足教育业。
也有人会纳闷，既然新学校很多是一张白纸，没多少经验，但为什么中产家长会一窝蜂地挥舞钞票排队去挤呢？
当然，想进名牌公立学校，买对应的学区房，资金要求也是不低的。更关键的，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升学道路。很多具有新思维的家长认为，传统的公立学校，通常缺的是一种创业精神，和足够透明的用户体验，也对其教学模式有所疑虑。所以，也不见得要花大力气去买学区房。
在今天，只要能够摆出有一点用户思维，在硬件上花一些力气，有一个国际化的校长和看上去还可以的教师团队，一个民办学校几乎是不愁生源的，如果这个学校还设在市区，那就更加门庭若市了。
这种现象，盖因为教育投资已经成为划定圈层门槛的必备“军火”，但究其实，不同学校的出身真有那么大作用决定孩子今后的社会地位吗？恐怕更多是由于中产阶级自身害怕掉队的不自信，从而把自己咬牙挤出来的好钢也要用在孩子的刀刃上。
也由之，我有了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界定理论。以往中产阶级的界定往往是从收入上，有不少社会研究学者认为年薪十万在中国已属中产，有不少年薪百万者却往往不敢承认自己是中产。中产像一双发烫的鞋，穿上的人要么加速快跑，要么寻思甩掉它。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社会，中产更多的是由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决定的。二三线城市的绝对收入可能没有一线城市高，但其家庭消费能力却甚至比一线城市更高，这样的家庭，当然可以算中产家庭。而对于教育的投入支出，则更能看出一个家庭的“中产属性”。
虽然我很不愿意看到，但我斗胆预测，现在这么高的学费，还没到顶呢。以美国顶尖学校每年约6万美元的学费为例，大约等于普通美国人两年工资收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与之比肩的话，优质私立学校学费确实得去到二三十万每年。如果再乘以中国父母的“虎妈”之心系数，则更加难以想象了。
李梓新
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曾任《外滩画报》主笔，采访过多国大选和名人政要。著作有《民主是个技术活儿：英国民主生活走笔》、《灾难如何报道》等。家有两孩，最近致力于中产育儿现象研究。
注：本文发表于《菁Kids》杂志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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