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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陶铸作为辽吉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领导辽吉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历尽艰辛，排除万难，为辽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辽沈决战的胜利和东北的全境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辽吉根据地创建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中

在辽吉根据地建设中，陶铸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包括中小城市在内的革命根据地以壮大革命力量，争取解放全东北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十分坚定。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进军东北。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陶铸被任命为辽宁省工委书记。当时东北虽然是由苏军解放对我有利，但又因中苏条约限制必须由国民党政府接管东北政权，加之东北地方的中上层人士及知识界正统观念浓厚，致使我军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陶铸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预见到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关键是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因此，早在我军未撤出沈阳前他就曾同邓华两次上报东北局请求将省委机关转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为尊重中苏条约，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决定将我党政军机关撤出沈阳、四平等大中城市，并将辽宁省委一分为二，在辽西组建辽西省委，由陶铸任书记。这时，陶铸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到了农村，空气新鲜，自由自在，主动权属于我们了。”并深刻指出：“几个月的城市工作如住旅馆，现在回到农村老家，我们可以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年12月28日，党中央发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陶铸立即在年元旦，召开省委扩大干部会议，全面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在会上强调指出：“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方针是依靠广大农村与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并进一步强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就是发动群众问题，这是解决我们工作中各项困难的中心环节。”

陶铸

在创建坚持辽吉根据地的过程中，陶铸始终紧紧抓住发动群众这一中心环节，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全面贯彻执行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他既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摧垮农村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群众阶级优势，又十分注意对干部群众进行政策教育，争取群众大多数。

在创建根据地初期的反奸清算斗争中，陶铸始终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政策。他在辽西省委主办的《胜利报》上题辞“深入民间，实事求是”。号召各地县干部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他组织土地问题调查小组去康平、昌图进行调查研究，并具体指示调查内容：包括土地总面积、各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阶级关系，地富剥削形式、自耕农状况等问题。陶铸还带人去昌图金家屯试点，解剖“麻雀”，并将调查研究的情况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印发给各县、区委，对指导当时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年3月，陶铸又到康平检查指导，很快就将以清算借粮、减租减息、分开拓地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当时康平共没收上千户敌伪残余和恶霸地主财产、土地、粮食，多户贫雇农分到了1万石的粮食和一些土地。这是东北地区较早进行分配敌伪残余土地的群众运动，推动了全省各地的反奸清算分开拓地运动的开展。

在辽吉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陶铸倾注全力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年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作出《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后，7月28日，辽吉省委在洮南天恩地局召开各县委书记会议。听取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传达决议精神。陶铸在会上强调：解决土地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各级党委必须以最大决心，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并且把它作为进一步建设巩固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任务来抓。会后，他先是带领工作团到洮北县搞试点，后又到白城县检查指导。他每到一地总是要求土改工作团注意调查清楚贫农与中农、上中农与富农、富农与地主之间、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的阶级关系。要求同志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明确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之后，他又通过省委发出的《群运通报》贯彻了这一政策思想，指导了辽吉地区群众运动健康的发展。

随着东北我军战略反攻的展开，陶铸及时地把指导群众土改运动重点放在新收复区，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变军事占领为群众占领。年我军夏、秋季攻势的连连胜利，辽吉大部分地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开展新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陶铸到一些新区了解情况，与县区同志座谈研究在新区发动群众的口号，斗争方式、方法等。他在五六月间连续两次致信给一、二、五地委，谈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信中强调：新区发动群众的方针是“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放手与集中力量去发动农民，是今天新收复地区的工作能否搞起来的关键”。他明确提出：“凡是能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就要坚决充分满足群众的土地要求，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斗争。并要把群众控诉、反倒算与分地相结合，‘准’‘狠’地打击敌人。”陶铸在强调上述原则的同时还提出：“要在政策掌握与选拔斗争骨干上抓紧，必须从群众中选出又勤又苦、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来带头，只要骨干选得好，放手就不会出错。”事实证明，这些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新收复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年10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了。辽吉省委于10月15日及时发出“关于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深入固本立功运动”的决定，推动辽吉各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平分土地的群众运动。12月，省委召开了全省土地工作会议。陶铸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今天的革命性质、形势是既搞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又有革命高潮。这样的结合，这样的规模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并进一步阐述说，今天军事胜利发展非常迅速，但群众运动还赶不上。现在有了公开的土地革命，就必然形成以贫雇农为主的普遍广泛自己动手的群众运动。要求各级干部明确“应采取直接的革命方法使运动成为浪潮，成为风暴。”这次会议后，辽吉全区形成了热火朝天的平分土地的高潮。经过几个月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风暴，到年春，辽吉地区土地改革彻底完成。在这一阶段的土改过程中，由于全国全东北平分土地高潮的相互影响，辽吉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发生了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划分阶级成分上掌握不准，扩大了打击面，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这种带有全局性的偏差被中央发现，及时发出了纠偏通知，省委随即组织全体学习、讨论并进行了认真检查。随后在年初，在省委召集的地、县委书记会上，省委作了检查，陶铸带头作了自我批评，给全辽吉地区广大干部以深刻的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

在领导辽吉根据地的对敌

武装斗争和武装建设中

陶铸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机动灵活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和身先士卒、勇于拼搏的献身精神，在其组织领导辽吉军民对敌武装斗争和武装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陶铸题词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辽吉地区是东北的门户，关内外的走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敌我争夺的主要战场，因而对敌武装斗争始终是这一地区斗争的主要形式。当时，作为辽吉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陶铸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深谋远虑，作出了“狡兔三窟”的战略部署：在中长铁路沿线铁岭、法库、昌图一带农村投入较多干部去发动群众建立前沿斗争基地，在离铁路较远的康平、彰武等地建立有回旋余地的根据地，为了应付辽西斗争形势可能严重恶化，又派出工作团到东蒙哲里木盟一带发动农牧民群众，建立坚持长期斗争的后方。同时，陶铸与省委军区同志商量，按照上述战略部署，重新划分了一、二、五地委和军分区的辖区，并抽调部分军区主力协助各分区剿匪，支持发动群众。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陶铸这一战略部署的正确性。

陶铸多谋善断，敢于根据情况变化作出正确决策。年10月、11月间，国民党军相继占领通辽、开鲁、科左中旗舍伯吐和长岭县城，辽吉地区形势进一步恶化，一、二、五军分区辖区大部分沦为敌后或边沿区，各分区机关干部和武装分别撤到奈曼、乾安等地。这些地区远离铁路沿线，人烟稀少，沙坨丛立，土地贫瘠，物资缺乏，又多属蒙古族聚居区，风俗习惯各异，条件更加艰苦，使得一些干部思想发生动摇，坚持斗争信心不足，在这种强敌压境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面前更显出陶铸临危不惧，沉着坚定，勇于拼搏的英雄本色。为了坚定前线军民斗争信心，他马不停蹄，日夜奔波，先到奈曼，后又转回白城子省委所在地连续召开干部会议，发动各地、县同志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探讨对策，经过充分酝酿准备，省委年1月在白城子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根据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指示，陶铸在会议开始时，坚定响亮地提出“年的任务——坚持辽吉”的号召，并在《胜利报》上题辞，十分明确地指出，“坚持辽吉就是站住现有阵地与恢复撤出地区、全辽吉党应为此而奋斗。”他在干部会上阐述了坚持辽吉的战略意义。他说：“辽吉地区是西满的前哨，是连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要积极与东满、南满配合，共同形成对沈阳、长春国民党军的钳击态势，抑制敌人北进，创造能够威胁沈长路两侧，配合东南满作战的辽吉战场。”为了坚决贯彻“坚持辽吉”的方针，陶铸总结了前一阶段各地斗争经验，提出要在一二五分区前沿地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要以军分区主力为骨干配合各县的武装工作队，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打击敌人，分散发动群众。他强调指出，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要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斗争方式要灵活机动，不要拘泥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原则，必要时可以跳出圈外，避免不必要损失。为此，各分区都要建立一个可以休整补充的后方基地。同时要相应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要求各县以党政军民干部为骨干配备必要的武装力量组成上马是军队，下马是政府并兼作群众工作的武工队。在敌后边沿区，认真贯彻我党在敌占区和边沿区的对敌斗争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二满洲”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那些国民党特务敌伪残余，反把倒算恶霸地主分子等。年1月会议后，各分区武装力量相继向敌占区或边沿区挺进。时值东北我军展开了“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作战，各分区在省军区统一指挥下组织了局部反攻。在3月间收复了开鲁、长岭、康平、保康、库伦、哈尔套等地，打开了辽吉对敌斗争局面。

陶铸在对敌斗争上，不仅善于运筹帷幄，作出正确决策和部署，而且具有对敌武装斗争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勇于拼搏精神。年秋，正当敌人猖狂向我辽吉根据地进攻时，为了打击敌人的疯狂气焰，坚定辽吉军民斗争信心，陶铸紧紧抓住战机，亲自到通辽率领独立旅向敌人发动进攻，全歼敌人一个营，一举收复哈尔套，给当地军民以极大鼓舞。年10月，敌人占领康平后，我一军分区避敌锋芒，转移到奈曼、库伦等地坚持斗争。陶铸深知坚持这一地区对钳制敌人进攻及将来反攻的重要性，不顾身体患病，风尘仆仆赶到奈曼一带与老三师独立旅长吴信泉商议决定，由吴信泉旅长带二个团攻击勿欢池敌人的一个营据点，陶铸率领分区骑兵团配合独立旅打奈曼，两战皆胜，全歼守敌，攻克县城。陶铸这种亲临前线与广大战士并肩战斗的实际行动大大鼓舞了辽吉军民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陶铸非常重视武装建设，在异常繁重复杂的领导工作中，他总是把解决部队装备，物质供应放在重要地位，他爱护新组建的部队像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可是每当主力需要补充或上级对部队建制作出新的调整时，他总是顾全大局，先主力后地方，在解放战争初期秀水河子战役后，主力极需补充时，陶铸不惜把军区所属装备较好的24旅全部、工人总队、保安团大部补充给主力部队。为了组建七纵，他有求必应，把军区的司、政、后机构全部调出。年在东北局哈尔滨会议上，决定各军区发动群众参军组建二线兵团，统一编制，统一训练补充主力。陶铸十分重视，抓这项工作时，正值辽吉军区承担组建七纵的繁重任务，但他还是想方设法组建了3个新兵团。总计前后辽吉军区组建二线兵团21个，共计5.2万人补充了主力部队，由于陶铸不遗余力抓这项工作，成效显著，被人称为“主力迷”，受到上级和野战部队普遍称赞。

在辽吉根据地党的建设中

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斗争过程中，陶铸在抓紧土改、战争两个中心环节的同时，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创建和坚持根据地的根本保证来抓。

在创建根据地初期，陶铸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年1月1日，陶铸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建立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要将通过发动群众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再加上培养教育，成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各方面斗争的骨干。”他还强调说，“党组织的发展和本地区干部的涌现，是一个根据地的成长与巩固的重要标志。”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各地在创建根据地一开始就重视这项工作。按照省委“突破一点，就地生根”的要求，对在反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个别发展，并逐步建立起党支部和小组。截至年秋，在辽西法库、康平、昌图、双山、郑家屯、黑山等地发展了农民党员千余人。在铁岭县发展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在阜新敌占区还发展一批工人党员并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新党员的大量发展，引起陶铸重视。他找到《胜利报》编辑俞未平同志，说：“现在发展了大批新党员，不教育怎么行，你可参考刘少奇同志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编写一本《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的课本。”俞未平写出初稿，陶铸又审阅修改定稿后，很快印发到基层党支部，成了新党员最为实用的学习材料。不久，省委又指示各地都要开办党校和训练班，分批轮训新党员。与此同时，陶铸还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地方干部。年12月，陶铸分析形势时说：“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刚刚到东北，脚根未站稳；伪满14年殖民地奴化教育，加上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东北人民对我党不甚了解，‘正统’观念较深。我们和国民党斗争能否胜利，根据地能否建设起来，关键是争取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改变现状，深入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他说，在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要作长期斗争的准备。为此，要注意争取团结教育东北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地方干部。只有重视培养东北地方干部，才能站稳脚根，战胜困难，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他在辽吉军区政工会议上也强调，“必须从本地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干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辽吉人民有血肉联系，作为辽吉人民子弟兵才更有根基。”不久，省委成立的辽吉民主学院采取延安抗大式的教育方法，短期轮训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干部，陶铸等领导都到学院讲课。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县也都开办了基层干部训练班。截至年秋，全辽吉地区培养提拔了名新干部，后来大都成了建设辽吉根据地的骨干。

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过程中，陶铸始终重视各地委、县委领导班子建设。他在选配组建地委、县委领导班子时，总是胸怀全局，大公无私，体现了五湖四海团结一体的伟大气魄。辽西省委刚组建时，陶铸从沈阳带出一批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当时已在辽西各县工作的同志认为由这些干部接替他们，他们到下面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提出来后，陶铸坚决不同意，他根据各县的实际斗争情况，只留下一人，其他所有同他一起来的同志都下到区里担任书记或是区长。

在坚持辽吉斗争过程中，陶铸始终重视根据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组织的整顿。年10月以后，由于敌人大举进攻，辽吉一、二、五分区大部变为敌占区或边沿区，形势严峻。当时大多数干部是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但也有少数干部有畏难情绪，甚至有极少数同志企图逃避残酷战争要求到后方去。对此，陶铸十分重视，他先后在奈曼、白城子的干部会议上，反复讲解坚持辽吉的重大意义及其有利条件，教育干部坚定信心，同时也批评了企图逃避斗争畏缩不前的消极悲观情绪。会上组织讨论，整顿思想，鼓舞干劲，会后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决定》，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及贪图享受、贪污腐化行为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和组织处理，从而为打开一、二、五分区的斗争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年10月，为了贯彻落实土地会议精神，省委作出整编队伍的决定，开展查阶级，纯洁组织；查立场，整掉地富思想。陶铸召开民主会议，听取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县同志对省委常委的意见，陶铸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评，并认真地加强对整编运动的领导。他特别强调“纯洁组织与争取知识分子缺少哪一方面都会发生偏差错误”。这次整编队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在解职交权中也伤害了一些同志。在纠正偏差时，陶铸与被整错了的同志谈话，从而使得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感到党的伟大有错必纠与党的温暖，也使一些领导干部受到一次党的政策教育。

在创建与坚持辽吉根据地的斗争中，陶铸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带头发扬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陶铸作为一位省委领导人，能平等待人，富于民主精神。他善于团结教育干部，诚恳坦率，能与干部交心。他曾坦率地向一些地县委领导同志讲，“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容易左，你们在我领导下工作，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几句话使得干部的心与他的心贴得更近了，使得许多干部肯于把心里话向他讲，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也敢于提出甚至与他争辩。他对干部工作要求是严格的，特别是对干部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从不放松批评，但更多的是从正面进行思想教诲，他对于一些在对敌斗争中畏缩不前的人常以现身说法启迪他们。他说：“我到东北来是准备献出一切的，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个字我就别无所求了。”他的话，他的心声，特别是他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和实际行动，触动和激励了许多同志英勇奋斗。

作为一个省的领导人，陶铸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时刻关心干部群众的疾苦。他在辽吉三年，冬天始终穿一件日本棉军大衣，总务科同志几次想为他换换，而他总是把为他准备的大衣送给过路的干部或比他条件差的同志，而他仍穿着那件旧棉军大衣，直至东北解放。他无论走到那里都是和干部战士一起吃住，他常讲：“只有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才能筑起新的长城。”在他带动下，辽吉干部大大发扬了艰苦奋斗作风。辽吉广大干部互相关照，团结友爱，蔚然成风。

陶铸在领导工作中最使干部敬佩的是他勇于为干部工作中的失误承担领导责任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年辽吉哲盟地委在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时，未能区别蒙汉地区的不同特点，未经请示省委就作出在蒙区也要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决定，后来受到中共西满分局的批评。陶铸在传达西满分局指示时讲：“作为省委书记，发生这样的错误我有责任。”他这种勇为下级承担责任的精神感动地委的同志，他们都作了认真地自我批评。辽吉地区在贯彻《土地法大纲》前后，各地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左行为，侵犯了部分中农利益。年初，陶铸到康平视察工作时，发现康平有类似错误，但他并未批评县委，反而在县区委书记会上公开作自我批评，讲造成这样错误的责任主要在省委、主要在他，不在下面。陶铸坦诚的胸怀出乎县区同志的预料，都为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所感动，从而放下了包袱，积极投入到纠偏补偿工作中去。

在坚持和建设辽吉根据地的三年斗争过程中，在工作上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陶铸对此总是认真对待，从主观上作检查，找原因，作自我批评。他经常强调：“工作出了问题，要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到客观，决不是共产党员的战斗风格。”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突出地表现在年8月他撰写的一篇《论新区群众的发动联系过去一些问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对辽吉地区土地改革初期出现的不彻底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检查，公开作自我批评。年底，省委召开各地县委书记会议讨论贯彻《土地法大纲》，会上各地县委书记对省委领导同志思想作风曾提出一些尖锐地批评，陶铸在会上代表省委作了深刻地自我批评，从而赢得了同志们更大的信赖与尊敬。

辽吉三年在陶铸的革命生涯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却是一页光辉灿烂的篇章。今天，人们怀念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说他就是一棵挺拔的苍松，富有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他为辽吉人民奉献了最大的精力和才智，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洮儿河两岸，科尔沁草原，他的汗水洒遍了白城大地，他用心血浇灌培育了一代新人成长。辽吉地区每一个斗争的胜利，每一项工作的成就，都与他的卓越领导分不开。正如他为悼念辽吉功臣英雄撰写的挽联所称颂的那样：“英雄已著千秋业，辽吉长留一瓣香。”

来源

白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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