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过的房子

作者/刘新华

我住的第一处房子是太爷爷修建的一片青砖黑瓦的建筑，有好长一溜门市房和长长的屋檐，屋檐下立着一根根红色的垫着莲花形石雕柱础的门柱。临街的大门前有一株老树，树上挂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钟。门市房后面是正房。房间里摆着沉重暗淡的木制家具和更加沉重暗淡的老式座钟。座钟两边是两只绘着“孟母择邻”图画的陶瓷帽桶。帽桶里插着吓唬我不听话就挨打的鸡毛掸子。

我学龄前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爷爷和姥爷家里度过的。爷爷的房子也和爷爷一样，变得老弱不堪。我常常趁爷爷不注意的时候爬上门前那棵挂着铁钟的老树。爷爷一旦发现我不在身边，立刻跌跌撞撞跑出屋门，仰起皱纹纵横胡须颤抖的脸，慌乱地睁圆一双昏花的老眼，观察老树的树杈，慢声细语劝我下来。我从树上往下爬的时候，爷爷的两只手臂始终扬着，我要是踩断树杈掉下来，他冒死也要接住我。成年以后，我也经常回到故乡去。爷爷、老树和铁钟早就没有了。我站在老房子残缺不全的屋檐下，抚摸被风雨打磨得十分圆滑又千疮百孔的青灰色墙壁和裂了很宽缝子已经腐朽的门柱，心里想，跟这座老去的房子相比，我们人或许比不上一块砖瓦或一截木料，能够上百年地支撑越发沉重的屋顶。我们人，会因为沉重放弃支撑，也会因为沉重躲避支撑。

本世纪初，我回故乡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正好在我家老房子遗址前下车。老房子被当地政府扒掉后建起一幢二层商铺。我问一位年轻的老板娘，扒掉的房子是谁家的，你知道吗？老板娘姓戴，她说听老辈人说过，好像是老刘家的。我在崭新的建筑前站了许久……我不是留恋消失在时光皱褶里的老建筑，也不是留恋那些我没有经历过的岁月，只是想知道，一百多年来，在爷爷这座古老陈旧的宅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两岁的时候，父亲从家乡的一所学校调到县里的新华书店，举家搬入县城。当时的新华医院的位置。我家住书店后院，医院院里。书店冲东开门，对面是白墙红瓦的百货商店。依稀记得母亲牵着我的手第一次走进百货商店的情景，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大”，接着是“富丽堂皇”。那种挥之不去影影绰绰的印象在我的脑袋里萦绕了许久。

过去，县城北头有一个著名的街区叫十字街，老百姓管它叫“十字花街（gāi）”。书店南侧紧邻十字街，西侧靠北的街角上有一家青砖砌成的有着漂亮砖雕的饭馆，门口坐一位卖切糕的老太太。靠南的街角是照相馆，往东走是文化馆和图书馆。往西走的街路很窄，走过两侧的民居，是鱼市、柴火市和一所小学。顺十字街往南走，马路东侧依次是印刷厂，邮局，康平镇政府，银行和客运站；西侧是薄铁社，工商所，副食商店，寄卖行和职工俱乐部。改革开放以后，县里重新规划了马路，十字街和十字街周围的老房子永远淹没在岁月迷茫的更迭中。照相馆的老房子做了几年卖殡葬用品的商店，还在那里风雨飘摇地伫立着。

我家住过的第三处房子在老文化局对面稍稍靠西的位置。老文化局是公安局旧址，那时候不是楼房是平房。我家前院的邻居是当时的公安局局长慈惟福。五十年代末，老慈头是本地唯一一位地师级干部，工资一百多元，派头也不小。他家是顺山炕，炕脚底的墙上挂一支漂亮的双筒猎枪和一条子弹带，我隔三差五的去他家看这支枪。有一回我跟老慈头女儿慈杰在一起玩，玩急了，我要揍她，她赶紧跑。她家门前有个垃圾坑，她绕着跑，我直接追了过去，不小心掉进坑里，气得我转身往公安局跑，找老慈头告状。老慈头正给一帮警察开会，我两脚臭泥闯进会议室，就是不走，非让老慈头回家揍他女儿不可。老慈头左哄右哄没有办法，只好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父亲也在开会，接了电话离开他的会议室来到公安局会议室，提溜耳朵把我拽走了。西边的邻居是当时的县委书记马尚龙。马尚龙的女儿叫马秋兰。几十年过去了，我忘记了好多童年伙伴的名字，始终记住了马秋兰。我和马秋兰同一天入学，学校是现在北头的“素质学校”，当时叫“西校”，离家大约五华里左右。那时候的孩子都是自己上学放学，不会有家长接送的。入学的头一天晚上，马尚龙两口子带着马秋兰到我家串门，意思是让两个孩子明天一起上学，搭个伴。马秋兰父亲母亲和我父亲母亲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想，我怎么能和女生一起上学？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早晨我提前吃饭，吃了饭背上书包就走，想把马秋兰扔下，推开屋门一瞅，她早在我家门前等着了。我看她比我还早，撒腿就跑，马秋兰一边哭一遍追，一直追到学校。我俩一个班，她在我前座。放学我也是撒腿就跑，她又是一边哭一边追，一直追到家里。过了一段时间，我不跑了，她也不哭不追了。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隔着好几米的距离，放学也是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俩开始并肩上学和放学，还会聊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上学的一路是没有时间耽搁的，放学的时间是自己的，我必须在三个地方停留。第一是有漂亮砖雕饭馆对面的照相馆，我要浏览一下橱窗里摆放的照片，如果没人拦着，还会跑到摄影棚里混一阵。第二是位于“中街”附近的客运站。客运站墙根下有个修鞋匠，右腿从膝盖部位断掉了，断掉的部分安装一根木棍，走起路来噔噔直响，坐在矮凳上修鞋的时候，安装木棍的腿不会打弯，伸出去很长。他断掉又接了一截木棍的腿总是让我生出许多离奇的想象。我蹲在他的鞋摊前，观察他的木头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一小块柔软的牛皮，拿回家做弹弓兜。第三是“小前街”，也叫“小王八街”，在现在康乐宾馆的位置。小前街住着一位姓陈的哑巴，职业是配锁头。陈哑巴有一间低矮的小平房，收拾得挺利索，配锁头的小桌子摆在家门口，把各种不能使用的锁头修好，整齐地码放在小桌上，等着顾客来取。我再一次蹲了下来，聚精会神看陈哑巴修锁头。我想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差不多熟悉了修鞋和配锁头的全部套路，还把照相看了个一知半解。我的同学马秋兰总是跟在我的后面，对我的三个嗜好十分地理解支持和配合。我钻照相馆她跟我钻照相馆，我看修鞋她跟我看修鞋，我琢磨配锁头，她也琢磨，有一回还给我在木头腿修鞋匠那儿顺了一块做弹弓兜的皮子，悄悄塞进我的书包。我用弹弓打别人家玻璃的时候，她比我逃得还快！一年级下半年，马秋兰父亲调到另一个县，好像是台安县，她家搬走了。搬家那天早晨，我俩早早钻进敞篷汽车的驾驶室，她哭我也哭，她要带我走，我要跟她去，哭天抹泪，信誓旦旦，把我们的父母也弄得眼泪汪汪的。岁月悠悠，我的这位同学，已经做奶奶了吧？

我家在第三处房子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房子很小也很旧，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年到年，房产部门计划给我家换一套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没等换，文革开始了，全家搬到乡下。

年冬天，县委决定让父亲带着全家人到农村走“五七道路”。具体到什么地方去，可以由县里安排，也可以由父亲自己决定。父亲决定到张强镇去，同时跟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解释为什么要到张强镇去。父亲说张强镇是老家，老亲少故虽然没有了，太爷爷和爷爷上两辈人在那里攒下不少人缘，咱们去了，家乡人不欺生。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医院，有个小病小灾什么的不抓瞎，交通也比其它地方方便。最重要的是张强镇中小学校的教学水平一点也不比县里差，不至于耽误孩子们的学习。我家哥五个，除了我下乡到青年点，两个妹妹没上学外，那哥俩正在读中学或小学。父亲又单独跟我谈，问我是继续留在青年点还是转到张强镇去。我有些犹豫。母亲说，转张强镇去。我理解母亲，我在青年点，父亲在“五七干校”，全家好几年没团圆过。母亲又说，今后就是吃糠咽菜喝西北风，全家人也要在一起。

我们是年末搬到张强镇的，镇农业中学有三间闲置的房子，全家住了进去。在县里住的是小房子，哥几个都在家，一会儿就把屋里弄得乌烟瘴气，气的母亲把我和两个弟弟撵出去，不到吃饭睡觉的时候不许回来。三间房子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大了，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住一间，我们哥仨住一间，剩下一间做厨房和储藏室。第一次住这么大的房子，而且是哥仨单独住一间，把我们乐坏了，晚上睡觉前必须摔一阵跤，摔够了才睡。摔了几天觉得不对劲，三个人摔跤，谁跟谁一伙？哥仨一核计，把刘庆新叫来一起住，四个人分两伙。刘庆新小名叫小新，比我小一岁，是我姥爷的叔伯弟弟，按照辈分得管他叫姥爷。我们不但没叫过姥爷，张嘴就喊他小名。有天晚上摔跤动静太大，父亲推门进来想制止我们，一瞅他叔丈人也跟着摔，摇摇头笑一笑，走了。刘庆新是个有才气的人，写作、书法、绘画、摄影，都弄得很像回事，最后的职务是《铁岭日报》社社长，准备到铁岭市广播电视局当局长的时候，出车祸死了。我想写一篇也叫《蜡笔小新》的文章悼念他，老是写不完，一写心里就难受，想流泪。

刘庆新参加工作前那几年正是我家在张强镇下乡那几年，基本上跟我们哥三个混。跟我混，让我帮他给他家园田地追化肥，我俩毛二三光的，把化肥全追别人家地里去了，他哥使劲揍他一顿。跟我家老二拿镰刀割人家毛嗑，把手指头拉个大口子。老三他俩偷香瓜，叫看瓜的撵得落荒而逃，一头扎到泥水坑子里差一点把胳膊摔断。刘庆新后来到转播台工作，妻子叫王晓茹，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准备跟王晓茹谈恋爱的时候问过我，意思是这个人行不行。我说不行，结了婚你摆弄不了她。刘庆新和王晓茹还是结婚了。后来我分析，刘庆新不是不听我的话，是因为王晓茹哥哥王晓峰在辽宁广播电台驻铁岭记者站当站长，对刘庆新调入《铁岭日报》社有帮助。结婚不久，刘庆新调入《铁岭日报》社。这位小姥爷是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从一般记者到总编室主任到社长，全靠自己的才气和努力。我和他探讨如何采访一个人，如何写好报告文学和人物通讯。他说采访到五六分足矣，模模糊糊才好写。要是把什么事都弄清楚，反倒没法下笔。接着又补充一句：“采访就是扯淡。”我笑了，英雄所见略同。

刘庆新车祸的原因是他迷上了摄影，跟人约好去白城子拍照片，一辆丰田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翻了好几个个。不久，那位帮忙把他调到报社的王晓峰也死了，淹死在游泳馆的水池子里。

年春天，我家搬出农业中学的房子，在插队落户的生产队附近盖了三间房，用土墙围起一个院子，四周栽了杨树柳树，院里栽了葡萄和其它果树，种了菜。那时候，正是文革的高潮，全国成立了很多“五七干校”，很多城里的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式，我们没有再回到县里的希望，所有家庭成员都准备在故乡的小镇里度过余生。父亲对房子的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很重视，我们又在院里盖了仓房打了压水井修了院门。厕所、猪圈、鸡窝，都摆在十分合适的位置上。母亲起早贪黑喂猪喂鸡，把园子里的瓜果梨桃侍弄得绿绿蓬蓬。父亲到生产队干过几次活儿，后来不干了，在家里给公社写一写公文类的材料，闲下来的时候，坐在炕头上喝酒。

全家人在乡下住了7年，把我们许多珍贵美好的时光扔在故乡的土地上。年父亲重新工作，全家搬回县城。我已经结婚，在酒厂门口敖木匠家对面屋住了一个冬天，开春搬到房产部门分配的房子里。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住武装部家属房。现在，通往武装部家属房的胡同里是一家挨一家的个体旅馆和小吃部，夜晚的霓虹灯忽明忽暗。

我在房产部门分配的房子里住了一年多，搬到单位建的房子里。当时，能给职工建家属房的单位很少，能给每个已婚男职工分一套带老少间房子的单位更少。我往这个单位调的时候，房子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并分配到应该得到房子的男职工名下。调入以后领导找我谈话，说房子虽然没有我的，但是，如果入住前有分到房子的职工调离单位，他的房子就是我的。不久，我对面桌一位编辑调走，他的房子归了我。这套房子早已经易主，我会偶尔到老房子门前走一趟。房子的门房是我自己一砖一瓦砌的，窗户和门也是我自己做的。门上的门铃按钮还在，也是我亲手安上去的。

每一座建筑都是一部历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7.28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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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一直在，即使寂寞开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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